杨荫浏：笙——竽考（二）

编者按：

《笙——竽考》是杨荫浏先生晚年时期的力作。杨先生通过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出土实物，以及民间现存乐种论述了笙竽之区别。隋唐以来，笙竽类乐器总的发展，有着向后倒退的趋势。隋代有19簧笙，唐代有19簧巢笙、17簧笙、13簧和笙。宋代初年，流行17簧笙与外设二管的义管笙。皇祐二年，阮逸将19簧笙分作竽笙、巢笙、和笙。可以看出，宋前称13簧为和笙，宋初称17簧为和笙，公元1050年左右阮逸又将19簧称和笙。因此，和笙形制三改，而名称未变。元代时期，笙的形制与种类与宋代大体相同。明清两代，只用17簧笙与13簧笙，19簧笙已不见。此外，笙管共有四种排列形式，分别是：双弧形式、马蹄形式、长方形两排三列式和全圆形式。

笙——竽考

四 隋唐以来笙的变迁

由隋唐至明清一段期间，除了竽由衰落以至于消失外，笙的变迁也相当复杂。但是，若是排除了一些非主流的、不起什么影响的、在历史上属于畸形发展一类的因素，再去看这问题，就可以简单得多。可视为畸形发展的，如宋大观四年（1110）刘昺提出的九星匏（九簧）、七星匏（七簧），宣和元年蔡攸提出的十二管笙（十二簧）。这些都是宫廷雅乐派神秘主义的产物，在历史上毫无价值可言。还有明代朱载堉所设计的竽和笙，也是脱离民间传统、脱离音乐实践，但凭个人空想设计出来的东西，并无多大价值。排除了这些东西，就能抓住笙在历史发展中的主要线索，看出隋唐以来，笙的发展，主要是十九簧笙、十七簧笙和十三簧笙的发展；也就是说，笙的发展，还并没有能超出南北朝时人所说的“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的范围。若连竽的消失考虑在内，则可以说，竽笙类乐器总的发展，有着向后倒退的倾向。这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是反映经济基础的限制，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说是如此；也可以从音乐种类的发展，和多样其他乐器的大量新创、应用和发展，来说明笙在使用上的地位相对地降低，它的发展相对地停滞，其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隋代有十九簧的笙。《隋书·音乐志》说：“笙列十九管于匏内，施簧而吹之。”隋代有没有十七簧笙和十三簧笙？《隋书》并无记载；但从后来唐宋时代有关其前十七簧笙和十三簧笙的来源的记载，可以推知，隋时存在的，不止十九簧笙。

唐代有十九簧的巢笙，十七簧笙，十三簧的和笙；可能还有装定十七管、外加两根不装定而准备临时换用的管子的义管笙。《唐书·礼乐志》：“八音：……七曰匏：为笙，为竽，为巢——巢，大笙也，为和——和，小笙也。”《旧唐书·音乐志》关于“匏”类乐器，说“小者曰和”，“和管十三”；《宋史·乐志》载景祐二年（1035）冯元等承认“前圣制乐，……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又载大观四年（1110）刘昺承认“前古以……十九簧为巢，十三簧为和”。宋人所谓“前圣制乐”、“前古”，应该是包括唐代在内。另外陈旸《乐书》（1101）中应用不少唐代资料。其“十七管笙”条中说：“《唐乐图》所传十七管之笙，通黄钟二均声，清乐用之”；其“义管笙”条中说：“大乐所传之笙，并十七簧。旧外设二管不定置，谓之义管，每变均易调则更用之。”可见十七簧笙，唐代已有，宋“大乐所传”十七簧“外设二管不定置”的“义管笙”也有绝大可能是从唐代传来。

宋代初年，曾有一段期间，只流行十七簧笙，和外设二管的义管笙；很少有人注意到十九簧笙。陈旸《乐书》所说“宋朝太乐诸工，以竽、巢、和并为一器，率取十七管笙为之”，正说明了这一期间的情况。可见这时候的竽笙、巢笙、和笙都是十七簧，而以大小和音高的不同相区别。然而，由于音乐上的要求，不久产生变化了。《宋史·乐志》载景德三年（1006）的情形，说“旧制巢笙、和笙，每变宫之际，必换义管。然难于遽易。乐工单仲辛遂改为一定之制，不复旋易，与诸宫调皆协。”乐工有实践经验，所知较多，所谓“改”，可能是把他关于十九簧笙的旧有经验介绍出来。自此以后，十九簧笙得到普遍应用。到皇祐二年（1050）左右，阮逸已将三种大小和音高不同的十九簧笙分别称为竽笙、巢笙、和笙。前后有明显的区别。宋初的竽笙、巢笙、和笙都是十七簧，这时的竽笙、巢笙、和笙却都是十九簧；前后名称相同，而形制不同。宋前称十三簧者为和笙，宋初称十七簧者为和笙，后来又称十九簧者为和笙；名称未改，而形制三改。十九簧笙自后继续存在直至元末。《宋史·乐志》载元丰三年（1080）杨傑言“大乐七失”，其中还提到“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大观四年（1110）刘昺在所“列八音之器”中，还说“前古以三十六簧为竽，十九簧为巢，十三簧为和。（今）皆用十九数，而以管之长短、声之大小为别[1]……后世……并造十三簧者，以象闰余。”这后一段记载，特别重要，因为它除说明了三笙的簧数相同以外，又说明了三笙的区别，更附带说明了当时“闰余匏”的产生情况。但闰余匏是十三簧，实际是“前古”早已存在的“和笙”，仅仅换了一个名称而已，说“造”，并不确切。

元代除了把九星匏改名为九曜匏以外，其所用的笙，在形制上和在种类上，都与宋代所用，大体相同。《元史·礼乐志》所载“登歌乐器”，其“匏部”中“大者曰巢笙，次曰和笙，管皆十九，簧如之。十三簧者曰闰余匏，九簧者曰九曜匏，七簧者曰七星匏”。又同书所载“宫县乐器”的“匏部”中，有“巢笙十；竽十，竹为之，与巢笙皆十九簧，唯指法各异；七星匏一，九曜匏一，闰余匏一”。

《明史·乐志》仅载笙的名称，《明会典》只说“大乐器制度：……笙十二攢，用紫竹十七管，下施铜簧，参差攢于黑漆木匏中；有觜，项亦黑漆”。虽还有别的著述，叙述到笙，如《文庙礼乐全书》（1628），但所讲也都只是十七簧笙。清代的著述，也是如此。所以，可以断言，明清两代，都只用十七簧笙和十三簧笙两种；十九簧笙，已经不见。而且，同是十七簧笙，在宫廷雅乐方面，愈到后来，愈有在十七簧间增多重复的音，即减少高低音数的倾向。这将在下文中，联系了笙的音位问题，进一步加以说明。

五 笙管的四种排列形式

据现在我们所知，截至清末，笙管（连竽管在内）在笙斗上的排列形式，可概括为四种。

（一）双弧形式

见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明器竽（图一）。这个竽共有二十二管，分开成前后两排；每排十一管，各成弧形排列，拱向中心。在前后两排之间，左右各留缺口，可容左右手食指插入。

      图一 双弧形式             图二 马蹄形式

 图三  长方形两排三列式            图四  全圆形式

（二）马蹄形式

在圆形笙斗面上，笙管排成马蹄形（图二）。左面密排，右留缺口，可容右手食指插入。关于笙管的这种排列形式，虽然清代以前，缺少实物和表示笙管排列形式的图样，可供参考，但从笙管音位前后相当密切的变迁关系看来，可知南北朝以来，十九簧笙至十三簧笙，除方笙外，大都属于同一体系，因而可推知其笙管的排列，也同为马蹄形式。

（三）长方形两排三列式

前后分成两排，前排又分成前后两列（图三）；两排两列靠紧排列在前，后排一列单独排列在后；前后两排间留有空隙，可容按指插入。前排前列按孔开在前面，用两手大指按；前排后列按孔开在后面，用两手食指按；后排按孔开在后面，用两手中指按。

（四）全圆形式

此种形式系明朱载堉所设计，即他在所著《律吕精义》中所说的“周遭之管，如环无端，孔皆向外，指不入内”的形式（图四）。这种形式，出于朱氏个人空想，既不便于按指，又不容易牢牢执持。在朱氏设计之后，也从来没有人施之实用。所以，可以说，他的设计，在实践中已被否定。

在上述四种笙管排列形式中，末了的全圆形式，与实用的距离最远，可以不加注意。马蹄形式，流行最广，今天在讲到笙的时候，人们所想的，大都是这种形式，所以，它还不至于被人忽略。但除此之外，双弧形前后两排式和长方形两排三列式，虽不是人们所习见，却很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若将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考虑，则可以设想，古代存在双弧形两排三列式的竽管排列方法，不是不可能；取这种排列方法，在一个圆形竽斗上排列三十六管，是不成问题的。明朱载堉若能见到汉代明器竽和近代长方形两排三列式的笙，他就不至于贸然断言“先儒所谓三十六簧、长四尺二寸者，恐无此理……簧多，必用大匏，不唯吹气有限，不能遍及，而手亦难持也”了。

其次，笙管前后分成两排三列、左右均留缺口的这种排列形式，虽然古来文献失载，但如此排列，非但可以增多管数，而且便于左右手食指分别从两面插入，控制前排后列向里的按孔。同时左右手大指可按前排前列按孔，左右手中指可按后排向后的按孔。这样，可以更灵活地同时充分发挥左右手大指、食指和中指的按孔作用，而且把笙身执持得更加稳定。从吹奏的角度来考虑，显然可以看出这种排列方法的优越性，今天我们在改革笙的形制时，也还值得予以参考。

原载《乐器科技简讯》1974年第3期。

收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音乐研究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收入《杨荫浏音乐论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1]原文前后句间文义不贯。“十三簧为和”前是讲“前古”的情形；“皆用”后所述，已是当时的情形；“皆用”前显有脱字——脱“今”字，今为补入。

编辑：西西

审校：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