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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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不仅仅有艺术，更是一千多年间这个国家历史和文化变迁的缩影，是中国艺术的“魂魄”所在。当看到那些珍贵的历史遗存被偷盗、被哄抢、被破坏时，那些懂它们的人心都在滴血......
大英博物馆“八方丝路:万里共风华”特展中的唐代绢画（敦煌藏经洞出土）
在叶文玲所著的《常书鸿传》中，接近尾声时，有一段身在天国的常书鸿与道士王圆箓的会面，让人印象深刻。
面对王圆箓，常书鸿先生激动地说：“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在海外得见敦煌瑰宝、敦煌文书并为之痛心疾首时，王圆箓，历史所记载的你的功过，也成了我们的百年尴尬。几万件文物哪！王圆箓！作为一个敦煌人，时至今日，我仍然不能不时时想到这种尴尬，这是我至今未能痊愈的心病。”
1900年5月26日，敦煌藏经洞的惊天问世，把这位在戈壁大漠中静静沉睡了几百年的“老人”唤醒，重新回归到大众的视野。同时，它也吸引了无数中外学者以及图谋不轨者的目光，不远万里、不畏艰辛来到敦煌。
藏经洞出土，五代引路菩萨图，大英博物馆藏
01.敦煌遗书
敦煌藏经洞共出土文物五万余件，涵盖了从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珍贵的历史文献和艺术品。
敦煌（西域）佛教艺术史学家、敦煌研究所教授宁强在他的著作《敦煌石窟艺术：社会史与风格学的研究》中，这样写道：“藏经洞出土的遗画总数近千件，主要是绢画、麻布画、纸画、版画、刺绣和染织品等。其内容与壁画一致，也有尊像画、经变画、故事画、供养人、装饰图案等。表现形式也很相似，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壁画样式的翻版。......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敦煌）壁画的一种延伸形式，是‘可以移动的壁画’，可以起到壁画无法起到的作用。”
藏经洞出土，文殊菩萨像木雕版画，五代时期，纵63厘米，横46厘米，大英博物馆藏
02.开窟造像
自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之后，西域的银器、玻璃器、乐器、农作物等源源不断地经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地区，或转销其他国家；而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同样经由河西走廊销往西域各国。与这一切同时传入中国的，当然还有佛教和它的经典、建筑、音乐、绘画等一众佛教文化。
从那时起，敦煌便成为了河西重镇，是往来中原和西域的必经之地。驼铃声声，马蹄嘚嘚，商贩、官兵、信徒、使者，形形色色的人汇集于此，一片繁华景象。
藏经洞出土，五代观音像，纸本木版画，大英博物馆藏
唐代《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详细记载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开凿的始末原由：
“莫高窟者，厥初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师龛侧，更即营造。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
敦煌遗书，大英博物馆藏
由于古人的科学认知有限，对于变幻莫测的“天象”总有着异常的敏感。由于敦煌特殊的地理环境所造就的气候特点，让莫高窟和它对面的三危山产生金光四射的奇幻景象，应该是常有的事情。
这些景象之于今时今日的我们，都会为之惊叹不已，更何况是古人。在前秦（351-394年），这样的景象恰好被虔诚的僧人乐僔看到，就有了“状有千佛”的形象解读。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就在这样的情境下“诞生”了。
随之，开窟造像的大幕便缓缓地拉开了。从十六国的前秦，一直到蒙元，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先民们在敦煌创造了一个属于佛国世界的艺术奇迹。
三危山
敦煌石窟，不仅是艺术圣地，更是一部被具象化的民族变迁史。在敦煌石窟的艺术作品中，真实的展现了敦煌不同时期的世俗生活，有军事、生产、贸易、娱乐、服饰等，更有世俗的风土人情。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佛教从纯粹的西域文化，到与本土文化的初步融合，再到完全本土化的全部历程。置身于此，那是一种怎样的震撼和感动！
明嘉靖年间的闭关锁国政策，让嘉峪关的大门紧紧地关闭了，而身在关外的敦煌石窟逐渐远离了众生的视野，静静地安睡在戈壁大漠之中。直到1900年，藏经洞的意外发现，才让这位“老人”再次回归大众的视野，惊艳世界。
道士王圆箓
03.藏经洞的问世
藏经洞是莫高窟第17窟，原16窟的侧室，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时开凿，是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
对于藏经洞问世的经过，说法不一，我们只说流传最广的那一个。道士王圆箓曾雇了一位杨姓抄经人，这位抄经人有抽旱烟的习惯，经常边抄经边抽烟。1900年5月26日，他照常在一个宽大的洞窟甬道里抄写经卷，并随手点燃手里的旱烟，点烟用的芨芨草棍也像往常一样随手插在了墙壁的裂缝里。
可能因为用力过大，这一次草棍居然掉进了墙里，这让这位抄经人感到奇怪，于是叫来了王道士一探究竟。结果他们发现，裂缝的背后，竟然另有一个封闭的洞窟。当他们挖开封闭的门洞后，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成千上万的经卷、文书、古画堆满了整个洞窟。
敦煌藏经洞（第17窟）内的洪辩塑像
王圆箓的内心可能有过激烈的挣扎，或是出于对官府的胆怯，又或许并不真正了解这些文物的价值，所以他选择了上报官府，等待指示。但是这一等就是四年，除了“原地封存”始终没有等到更多的指示，也没有得到分文的保管费用。最终，在藏经洞问世的七年后，等到了一波又一波的外国掠夺者。
封建王朝时期本就消息闭塞，更何况在战乱频发的年代。从1900年发现藏经洞，到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带着他的“敦煌战利品”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罗振玉看完展出后，震惊之余立即请求朝廷拨款将藏经洞内文物运往京城，距离此时已经整整过去了八年的时间。
在王圆箓保管的后四年中，藏经洞中的一些经文绢画被他拿去贿赂结交当地的权贵望族，而第一个闻风而来的外国掠夺者是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04.英国人 斯坦因
1907年的春天，斯坦因在完成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古探险后来到中国。当年3月12日，斯坦因抵达敦煌。斯坦因上学时，就曾听他的老师洛克齐谈起过敦煌千佛洞的艺术。在他抵达敦煌后，却意外得知了“藏经洞”的传闻，当在一个小和尚手里看到古代的写经本时，斯坦因确认了传闻的真实性。
因王圆箓外出，在抵达敦煌的两个月后，斯坦因才第一次见到了他。一开始，王圆箓严词拒绝了斯坦因想要将藏经洞文物全部翻看一遍的请求。后来，王圆箓被斯坦因编造的佛缘故事所骗，最终同意了斯坦因的请求。在其翻译蒋师爷的帮助下，斯坦因用了整整七天的时间，将藏经洞内的文物全部翻阅了一遍，并将自认为最好的作品挑选出来，以40块马蹄银的价格将其“买走”。
据统计，斯坦因共计“买走”了一万多件，大概是藏经洞文物总量的五分之一。1907年6月13日，装了整整十二大箱的藏经洞文物跟随斯坦因离开莫高窟，踏上了前往英国的漫漫长路。这批文物中的艺术品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文献资料则被大英图书馆收藏。
斯坦因镜头下的敦煌莫高窟
05.法国人 伯希和
在斯坦因之后，第二个抵达敦煌的掠夺者，是法国政府和民间学术团体共同组织的中亚考察队领队-伯希和，此时距离斯坦因离开敦煌仅仅八个月。
伯希和是一位天赋极高的语言学家，除去主要的欧洲语言外，他还精通汉语、梵文、藏语、突厥语、蒙古语、波斯语、回鹘语、粟特语、龟兹语、西夏语等。因为斯坦因，王圆箓“认识”了这批敦煌遗书的价值，所以他同样为伯希和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
伯希和用了三周的时间，将藏经洞内的所有写本翻阅了一遍。他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将自认为最有价值的部分挑选出来，最后以五百两银子将其“买走”。
伯希和在藏经洞挑选敦煌遗书
在伯希和逗留在敦煌的日子里，他还为莫高窟的洞窟编号，详细记录了壁画上的文字题记，并为莫高窟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伯希和将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整理成册，公开发表。随着时间的流逝，石窟内的一部分题记和壁画，因为损毁和脱落已经不复存在，正是这批影像资料，成为了研究莫高窟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
同样因为伯希和编著的《敦煌图录》被身在法国学习的常书鸿意外发现，激发了他舍身赴敦煌的坚定意志；还是因为伯希和带着他的“战利品”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才有幸被罗振玉、王仁俊、蒋斧、董康等诸多史学家看到。
藏经洞出土，唐代观音菩萨二身像，大英博物馆藏
06.“漏网之鱼”
罗振玉于清末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因为他的上书，最终得到了朝廷的许可，并拨银六千两作为运输费用，将剩余的敦煌遗书全部运往北京保存。虽然如此，大部分文物依然没能摆脱被掠夺的噩运。
首先是王圆箓，在得知命令后，第一时间将大批文物悄悄地藏了起来，以备日后之用，这批被王圆箓藏起来的珍贵写本最终被日本人和俄国人买走；另外一部分，则是在运输的过程中，装进了各地官吏的口袋；最后是在文物抵达北京后，负责运输的官员第一时间将文物拉到了自己的亲戚家，把认为有价值的经卷帛画挑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最终这部分文物同样以“高价”卖给了日本人。为了不被发现，在上交朝廷前，很多长卷还被撕做两半充数。
敦煌遗书，大英博物馆藏
07.美国人 华尔纳
藏经洞出土的几万件文物，不仅引来了掠夺者，同样牢牢地吸引着国内学者的目光。但是敦煌的几百个洞窟和几万平方米的珍贵壁画、几千尊彩塑造像依然静悄悄的躺在原地，无人问津。王圆菉也依然还是这里的“主人”。
1924年1月21日，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亚洲艺术部负责人华尔纳来到了敦煌。面对空空如也的藏经洞，华尔纳只好把目光转移到洞窟内的壁画和彩塑上。
最终，华尔纳以七十两白银的“香火钱”取走了二十余幅壁画（约3.2平方米）和第328窟的唐代供养菩萨彩塑。这尊极具艺术价值的唐代菩萨，今天依然静静地安跪在哈佛大学的福格美术馆内。
敦煌莫高窟 第328窟 唐代供养菩萨彩塑
08.“孰优孰劣”
在整个藏经洞事件中，王圆箓是一个重要的锚点，所以他理应背负更多。但是仔细回看整个事件的经过，王圆箓真的比那些贪婪狡诈的官吏更可恨吗！千百年来，一直有人争论人性到底是本善，还是本恶？说到底，人性在很多时候是自私且复杂多变的。
作为一个认知极为有限的道士，他相信天道轮回和因果报应，所以会被斯坦因的佛缘故事所欺骗。斯坦因所给的40块马蹄银“香火钱”，在当时相当于两千两白银，这些银两相较于斯坦因拿走的一万多件敦煌遗书来说，可能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但是，对于常年生活在苦寒之地的王圆箓来说，应该是极为震撼和惊喜，在他的有生之年，或许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
王圆箓大曰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来到敦煌莫高窟，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也就是今天的“下寺”。他终生生活在莫高窟，供奉香火，常年在莫高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王道士曾想用敦煌遗书换来的“香火钱”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但最终未果，因为同年七月他就离世了，葬于莫高窟庙前大泉河东岸。
可是，那些才学八斗考取功名的各级官吏，他们深知这些经卷古画的价值，却贪婪的将其据为己有，并高价卖给外国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与王圆箓相比，“孰优孰劣”呢！
藏经洞出土，引路菩萨绢画，十世纪初，纵80.5厘米，横53.8厘米，大英博物馆藏
09.“信仰”
敦煌石窟，是一千多年间这个国家历史和文化变迁的缩影，是中国艺术的“魂魄”所在。当看到那些珍贵的历史遗存被偷盗、被哄抢、被破坏时，那些懂它们的人心都在滴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家最为动荡的年代里，把身处“法外之地”的敦煌石窟收归国有，是众多爱国艺术家的共同心愿，但最终完成这一使命的是常书鸿先生。
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让人不惧生死、勇敢挑战一切艰难困苦的，或许只有信仰。信仰可以是宗教、可以是情怀、可以是物质，更可以是爱，而敦煌便是常书鸿的信仰。常书鸿先生曾经说：“在苦守敦煌的日子，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悟出了信仰对于一个人行为的作用，是的，敦煌就是我心中的‘佛’。”
莫高窟，常书鸿油画
常书鸿先生和他的同伴们用满腔热血和不畏艰辛的执着，将这位命悬一线的“老人”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并用他们手中的画笔，让世人真正的了解了敦煌艺术的伟大。
细细回想，之所以发生后面的一切事情，其锚点就是藏经洞的问世，它让敦煌石窟的生命再次流转开来，重新回归大众的视野。如果没有藏经洞的问世，谁又能够知道洞窟内那些无比珍贵的壁画、彩塑会是怎样的命运多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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