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浏：笙——竽考（一）

编者按：

《笙——竽考》是杨荫浏先生晚年时期的力作。杨先生通过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出土实物，以及民间现存乐种论述了笙竽之区别。笙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存在，它和竽属于同类乐器。汉代以前，人们既以笙指代笙、竽，又分别以笙、竽来区分这两种乐器。最早明确区分笙、竽的著述是《宋书·乐志》，它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宫管位置，二是簧数多寡。然而，由于旋宫转调的逻辑与黄钟音高的变迁，使得宫管位置记录并不唯一。所以，在上述两种标准中，取簧数多少来说明笙、竽之区别，较为普遍，也较为明确可靠。笙、竽类乐器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笙、竽并存，汉代以前竽被重用；中期笙、竽仍并存，但竽已失去重要地位；后期只存有笙，竽不再存在。

笙——竽考

一 起源和存在

关于笙的起源，古代文献未有定论。秦汉时的著述，讲到笙的创制者为随[1]，或说女娲氏[2]。这些都是传说中人物，未可作为依据。但笙在春秋（前770—前476）以前早已存在，却是无可置疑的。《尚书·益稷》已提到“笙镛以间”；《诗经·小雅·鹿鸣》已提到“吹笙鼓簧”；后来在《仪礼》、《周礼》、《礼记》等书中，更有不少关于笙的用法的记载，可供参考。

二　笙和竽的区别和关系

笙和竽是同类的两种乐器。两者既有共同性，又各有其特殊性。汉代以前，一方面人们既以“笙”概括笙和竽两种同类乐器，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同时兼用笙和竽两个不同名称来区别这两种乐器。《周礼·春官·笙师》中说：“笙师……掌教龡竽、笙、埙、籥、箫、篪、篴、管。”这里，让以“笙”为官名的“笙师”去总管教习吹竽和笙以及其他管乐器的职务。这主要可以说明，当时的确有以“笙”来概括笙和竽两种乐器的习惯[3]。在《仪礼》和《礼记》中，在讲到宫廷的乡饮酒礼、燕礼和大射仪等仪节时，都只提到笙，没有提到竽；那里的“笙”，可能是代表了笙和竽两种乐器以及其他笙类管乐器；因为在笙和竽被广泛重用的时代，在需要用到几种笙类乐器[4]的宫廷仪节中，独独把竽排除在外，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战国和汉代的文献，如《周礼》、《仪礼》、《淮南子》等书中，也曾多次同时提到笙和竽两种乐器[5]。这又说明，笙和竽确实是同时并存的两种不同乐器。

笙和竽在形制上究竟有何区别？东汉时期的著述，提到竽的簧数，都承认其前曾有过三十六簧的竽[6]。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应邵《风俗通》的说法。它说：“竽……管三十六簧也，长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它非但说出了其前竽的簧数，而且也说出了其前的竽的大小；更重要的，它又说出了竽的形制，在发展过程中，其簧数有逐渐减少的趋势。现在我们见到了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发掘出来的一具竽的明器[7]，更可以进一步为之补充两点：（1）不仅在东汉时期，早在西汉初年，这种竽的簧数减少的趋势，也已经明显；（2）竽的簧数的变异是多样的，不光有二十三簧，也有二十二簧，甚至也可能有其他形式。

最早企图明确指出笙和竽的区别来的，是南北朝时期的著述。《宋书·乐志》：“宫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宫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这里提出了区别笙和竽的两个标准：（1）宫音管的位置，（2）簧数的多少。宫音管的位置是比较不容易明确肯定的。首先，在转调（“旋宫”）已经相当流行的时代，十二律都可以作为宫音；竽上若不是只奏一调的话，则取宫音管为标准，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其次，即使有可能以宫音代表黄钟均宫音，但第一，黄钟绝对音高标准，在汉魏至南北朝一段期间，已有多次变迁；而且，第二，更重要的，是自汉以来，无论从早先的相和三调和较后的清商三调中清调的被重用，或从荀勖时笛上“下徵”调的被应用，都可以看出宫音移上五度，即新音阶出现的迹象。新音阶出现，则原来黄钟宫旧音阶的徵音就成为新音阶的宫音。因此，《旧唐书·音乐志》所说，“竽管三十六，宫管在左”，虽与《宋书》所说，刚是相反，但仍是可以理解，而并不矛盾。以“三十六簧”来说明竽的特点，是东汉至南北朝一段期间诸家所共有的倾向。东汉许慎《说文》，应邵《风俗通》，《周礼·笙师》郑注，和三国时魏张揖的《广雅》，在这方面，都是一致的。所以，在上述两种标准中，取簧数多少为标准，较为普遍，也较为明确可靠。

三 竽、笙类乐器的发展概况

（一）早期竽、笙并存，竽被重用——汉前

竽和笙在春秋战国时代被视为极为重要的乐器；在宫廷里，在贵族间，在市民中，竽曾非常广泛地流行。文献中关于竽在这时流行情况的著述是不少的。《楚辞》、《管子》、《韩非子》等书都有关于竽的记载。《韩非子·内储说》中说：

齐宣王（前319—前301在位）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

齐宣王在位十八年。十八年中，有几百人以吹竽为专业。这说明民间竽的制作和吹竽技术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在别的管乐器不多，竽得到特别发展的时期中，有三十六簧的竽，是不足为奇的。关于这一点，下文将另作说明。

到了汉代，竽还是相当流行。山东济南出土的西汉百戏陶俑，山东沂南出土的东汉石刻百戏画像以及别的一些画像，都显示出那时候竽在百戏乐队中占重要地位[8]。可见，由春秋战国下至两汉一段期间，竽和笙同时流行；竽的簧数由三十六至二十三、二十二不等。这时候，除了竽和笙各有自己的名称以外，笙又是概括竽和笙二者的总名称，有通称竽和笙为“笙”的情形；也就是说，除了称竽为竽、称笙为笙以外，也有称竽为“笙”的情形。

两晋南北朝时期所说的笙，可能也包括竽在内。《乐府诗集》转引东晋至南北朝一段期间在由古代汉族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清商乐”中，有器乐段落；在这种器乐段落中，笙、笛（这时的“笛”，可能是后来所谓的“箫”）占比较重要的地位；它们除了与别的乐器一同演奏之外，还要特别负责“高声弄”（一名“上声弄”）、“下声弄”、“游弄”（所谓“三弄”）等的高低变奏处理。“笙”上要作高低变奏处理，就说明了这种“笙”必须有相当广的音域（两个八度左右），相当多的簧数。因此，这种所谓“笙”，很有可能，就是前人所谓“竽”。

（二）中期竽、笙仍并存，但竽已失去其重要性——隋唐

隋唐二代竽还存在。虽在南北朝时代写成的《宋书》上早已说过“竽今亡”，但那可能是由于一位南方作者所见，不够全面。在此以后，《隋书·音乐志》还说，“竽大，三十六管”，《旧唐书·音乐志》还说“竽管三十六”，《唐书·礼乐志》还提到唐文宗时，“云韶乐有玉磬四虞，琴、瑟、筑、箫、篪、籥、跋膝、笙、竽皆一”。可见，其时竽还存在，并且得到应用。但竽的存在是一回事，竽在音乐上所起作用的大小，又是一回事；后者更不能忽视。隋唐时期，竽虽然还存在，但只被用于脱离人民的雅乐和为“好雅乐”的唐文宗所极力提倡的接近雅乐的云韶乐中；在以民间音乐为基础、比较可以代表劳动人民创造的燕乐中间，竽已完全没有地位。隋唐九、十部乐中间，只用笙或大笙和小笙，已不用竽。可以说，等到了隋唐时期，已失去其重要地位，临近它行将消失的时期，与汉魏六朝及其前的情形，很不一样。

（三）后期笙存在，竽消失——宋后

到了宋代，古代的竽，已不再存在。宋代的教坊十三部中，只有笙色，而无竽色。《宋史》载景祐二年（1035）冯元等讲到竽，说“前圣制乐……有三十六簧之竽”，大观四年（1110）刘昺讲到竽，说“前古以三十六簧为竽”。“前圣”、“前古”都是考古的口气。可知当时已没有竽了。明清两代，实际应用的，也都只有笙而没有竽。

但是，文献中有几处容易引起混乱的地方，还要说明一下。如北宋初年，约在公元960至965年之间，蜀后主孟昶曾向宋宫廷进献一个三十六簧的“风笙”[9]。三十六簧，在形制上有类于古代的竽。但当时人们已不再把它与古代的竽联系起来，而视为一种新的创造；而且它出现之后，实际上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偶然现象看待，不能据以说明竽在历史发展中的趋势。明朱载堉所设计的二十四簧大竽[10]，脱离传统，也脱离实际，只能代表他个人主观的想法，从形制上，从音位的排列次序上，都可看出，它与前代竽笙类乐器很不相同；朱氏这一设计，在历史上仅如昙花一现，事过境迁，没有起丝毫作用。宋陈旸在他的《乐书》中，虽然也提到竽，说“后时所传，多二十三管，具二均声焉”，同时又说“二十三管竽”。但他没有作清楚的叙述。宋代真有所谓“二十三管竽”吗？从宋代有关记载看来，断言“没有”，恐怕倒比较能符合事实。陈旸所谓“后世”，是指汉代，还是指宋代？他究竟是确实看见或知道当时实物的存在，还是把汉人所言的大意重述一下；都很成疑问。所以很难作为根据。《宋史·乐志》载景祐二年（1035）李照曾“自造”大竽、大笙等十一种乐器。所谓大竽，其形制无可考；是“自造”，则不一定与前代的竽有何关系。而且《宋史》有明文，李照等所改造的雅乐，曾受到韩琦等的反对，说“睹照所造乐，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别为律度”，所以，李照所改造的七套雅乐乐器，连他的大竽在内，都寿命很短，用了不满三年，就“勿复施用”，成为废品了。北宋大约在皇祐二年（1050）左右，阮逸已经用“竽笙”的名称，后来陈旸在《乐书》（1101）中曾指名加以驳斥，说，“既已谓之竽矣，谓之笙矣，安得合而一之，为竽笙耶？”[11]后来在政和三年（1113）北宋宫廷在宫悬中所用的“竽”，可能已是这个“竽笙”。至于明朱载堉的所谓“十九簧竽”，则光看簧数，已可知道，它不是古代的竽。我们断言唐后无竽，还是有一定理由的。若说在竽、笙并存的时期，春秋战国时人曾称竽为笙的话，则在后来有笙无竽的时期，自宋以来，人们就有时一反而称笙为竽。

原载《乐器科技简讯》1974年第3期。

收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音乐研究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收入《杨荫浏音乐论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1]《世本》：“随作笙”。

[2]《礼记·明堂位》：“女娲氏之笙簧。”《史记》也如此说。

[3]在春秋战国时期，竽和笙被视为首要的管乐器；其他管乐器被视为次要。这里，以笙为官名，把竽、笙列在八种管乐器的头两种，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4] 《仪礼•乡射礼》：“三笙一和而成声。”

[5] 《周礼•笙师》见前文。《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命乐师……调竽笙竾簧……”《礼记•乐记》：“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淮南子》的《时则训》、《本经训》和《主术训》都曾提到“吹竽笙”。

[6]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管三十六簧也。”《周礼•笙师》郑注：“竽，三十六簧。”

[7]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

[8]在这些乐队中，主要的管弦乐器，是竽（或笙）和瑟；除有时还用到箫（排箫）以外，余下的都是钟、磬、鼓、鼗等打击乐器。

[9]陈旸《乐书》：“今太常笙浊声十二，中声十二，清声十二。俗呼为风笙，孟蜀主所进。乐工不能吹，虽存而不用。”

[10]朱载堉《律吕精义》。

[11]陈旸《乐书》未说明阮逸用此名词的年代，但知阮逸论乐，受到宫廷重视，是在皇祐二年（1050），所以，估计其用此名称，约在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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