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历史最美莫过于魏晋。这一时期是中国文艺全面自觉的时代，诗、文、书、画、音乐、宗教、思想等都有巨大创获，出现了一大批后世之师，万世之范品。

魏晋时代，是人文艺术和情怀全怀全面成熟和自由绽放的时代。犹如诸子一样，在文艺领域树立了后代难以企及和超越的轨范风仪。鲁迅曾传神地概而括之为“魏晋风度”。

她实在很奇葩，一言难尽。那对美好事物的无限神往，无限崇尚，无限留恋的精神文化之光，耀彻于古，灿烂真挚。她那真实之心，清虚之性，忠厚之骨，自由之我，让后世无数有识之士倾倒，趋鹜膜拜，并付诸一生。孜孜不倦、自强不息地追求着。古诗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白蕉正是这样一位“有志之士”。且请读者随我一起慢慢品读这位宽袍大袖，清风飘飘，自在清虚的白蕉吧。

近廿多年来，在下眼福不浅，有幸过目白蕉先生的书、画及印拓作品数百件之多，并用心蓄藏其书画作品百余件。时常悬于壁间，展于案几，捧于掌中。经常品赏，再三咀嚼，百品不厌；品之越久，其品越清。似入云深处，身在仙境；似进山阴，似临鉴湖，美不胜收，意境悠郁。

白蕉行书古文集句轴

忆及廿多年前，白蕉的名字很少有人提及，更少有人关注他的作品，在坊间出现的白蕉翰墨也不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上海一家小拍卖行的预展上，看到了一柄一面白蕉小行楷，另一面江寒汀花鸟的成扇。第一眼看上去，只觉得字字温润绝俗，即刻被这种不激不厉、清淡温淳的气息吸引，心惊不已，如痴如醉，神飘飘然，心怦怦响，脸乎乎热。心想这白蕉必定是手眼通天，在艺术的通感里，竟然可以如此回环翻绕，倒海腾江，全然没有一丝碍滞。次日，便随结缘入藏寒斋。也许因为有缘，才会铭心的邂逅，才会在茫茫的坊间有幸相遇。从此，我渐渐地热爱其中，慢慢地独钟白蕉的翰墨，读之如对逸士，越品越有滋味。颔望水涨船高，随见随购，志在必得。积十余载之功，渐拥百余佳品，潜心研玩，乐之不疲。

这么多年来，徜徉于白蕉的翰墨间，心灵随之悸动，精神随之腾挪，思想随之逍遥。这位天才艺术家，使我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启发和精神滋养。那深深浸染魏晋风韵、楚骚情怀，流连在山阴道上，忘返于潇湘之滨。似闲云野鹤，悠悠然自得其乐！给我留下一个抹不去的印象。就是一个活在污泥中的人，做着清洁的梦。他要远离这个只看见利益，却看不见真理，只看见万物，却看不见光，只看见世界，却看不见上帝的现世。日子是满的，生命是空的；头脑是满的，心却是空的。于是寓居云间，养兰植竹，耕砚田，游心乎淡，在萧萧满目尘土的窝居中聊以为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要着意于人类的生存状态，呼唤人类尊严的回归，在尘土墨水中咏叹人世的清影；在困境中轻轻抚摸天地之间的温情。他热爱美，追求美，并创造美。他的书法如晋人一般清空通彻；他的绘画是那样的洁净幽微，犹似潇湘之神。这一切，都与他的情怀有关。

深入了解白蕉书画印以及他的诗，即可发现他身上潜藏着深深的魏晋情怀，他的艺术便染上了晋人气质，独具风韵。

大约自一九二五年开始，他的艺术追求渐渐由唐入晋，他的生命之舟开始缓缓驶向魏晋。

他开始大量地研习那个遥远的时代和文学艺术作品，疯狂地爱上了《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晋人手札和晋文，这似乎是他永远说不尽的人事，写不厌的法帖。

当下艺坛，白蕉研究渐成热潮，但尚可更深入地探究。我们现在需要深入阅读白蕉，需要研究白蕉，更需要走进云深处，探寻不同寻常的云间居士。

今天我尝试以白蕉常用的几方闲章聊作浅释，就算是为阅读品赏云间居士提供一些小小的侧面吧。

白蕉曾经用心镌制了“醉乡侯印”“我宁做我”“王右军私淑弟子”“晋太元中”“晋人风尚”等诸多闲章以自用，以昭己之心意，处心积虑以示人，隐告其精神之所尚，悠游在魏晋的世界里。他的书法冲和幽雅，骨气皆清，有浓郁的魏晋飘渺清远的意韵。又好酒，自号“醉乡侯”。他将情怀化为清净超逸的精神追求，将他的清洁情思裹进毫端的线条里，韵律中，和着家酿浇灌于心田间，让人一同进去精神故园，美丽的圣境。

白蕉思想和日常活动中所潜藏的魏晋情怀和晋人气质，是白蕉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我研究他时，渐渐让我也不知不觉地来到这块圣境，尝试对这一问题作些许粗浅的考察，以俟同声相应，也放肆地发表浅见，无他，实在是因为我太着迷于他的艺术和人生。现敬择先生常用闲章之五品，分别逐一以解读，望能进一步走进云深处，了解云间居士白蕉的精神思想。敬请同道们宥谅并希匡谬。

一　“醉乡侯”

在民国年间的一个冬天，自称“天下第一懒人”的白蕉与几知己在云间的求是斋中相聚，他们饮酒酬诗，不知不觉喝到了黄昏。正当微醺之际，个个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伴随着酒意，写竹画兰题诗，白蕉援石奏刀，刻下了一枚印章，印章上有白文四个字——醉乡侯印。

晋人喜好清淡，更喜好酒，酒使人人自远。《世说·任诞》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与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人生贵得意耳。于是有“竹林七贤”之称传于世。

《墨井画跋》有云：“晋宋人物，意不在酒，托于酒以免时艰……亦借绘事以逃名，悠然自适，老于林泉矣。”

“乾坤清气少，人物近罕觌。”洁净为人的白蕉，生活境遇不佳，几乎找不到寄托的地方。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他没有沉沦，现实中无法将息他的理想和追求。他深居于云间，养兰植竹，拓影写兰，饮酒遣怀；洗涤自己，清明自己，沉默自己。

酒能使他远离自己的凡俗，进入到一种混沌渺远之境。无论在阳光灿烂的季节中，还是在刮风下雨的岁月里，只要是有酒的日子，那幸福就属于自己，即使日子是那么的凄苦，也会有难得的温馨。有酒助兴，便雌黄艺坛，嘲笑众生，海阔天空，心驰神往起来。哪怕这种寒冬里的暖意是短暂的，瞬间即逝的，然而这片刻的宁馨便是他最佳的慰藉。

《任诞》中说：“酒，正引人著胜地。”借着酒兴，秉笔拟书、写兰凿印赋诗。只有将其托寄于酒间，留芳韵于诗里、画里、印里、梦间。在压抑中玩味着飘渺清远的意韵，使自己在想象上有比真实生活更大的时空，有澎湃宽广的胸襟，使苦恼的伤害减到最低。

唐代书法大师怀素说：“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贯休说：“醉来把笔猛如虎。”宋代大书家黄山谷在《苏李画枯木道士赋》中有谓：“滑稽于秋兔之毫，尤以酒而能神。”又《题子瞻画竹石诗》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可见酒与诗书画，常结不解之缘，中国艺术浸透了这酒意。

书法史上记载唐代大书法宗张旭，每作狂草，多醉酒。有谓：“张工性好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国史补》记载：“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

艺术善醉，需要这醉意，不光因酒，其实艺术就是充满醉意的舞。

据传言，白蕉、邓散木、唐云等经常宴集于云间济庐，“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一番！兴发即书便画，你画我跋，吾书君赋，君赋余和，亦庄亦谐，似嘲似谑，颇尽风趣。

白蕉行书云深处杂诗其一

白蕉的确是借酒浇胸中块垒，借刘伶、阮籍、张翰、毕卓之口水，浇心中的自留地，安顿自己的心灵，排遣烦恼，全身逃名，实现精神的超越。因为酒的烈性、醉性正契合了男人的雄性。往俗里说，酒后吐真言，在醉醺醺的状态中人才能有一种自然的流露，才会有一种真诚以待，才会有一种无拘无束的真实内心。“笑谈”便成了他在这方寸之地中，消磨长日的唯一营生。

王羲之的《兰亭序》不就是一种“酒后真言”吗？在曲水流觞的微醺后，他才能褪去郑重，放下技术，用最本真的书写达成一种心理的释放。

有名士毕卓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其实白蕉何尝不是如此？他尤似周颛、张翰、王恭，“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白蕉自许“醉乡侯”，真是物我合一，宠辱皆忘，幕天席地，无远弗届，个性解放，自我张扬，唯我所适，从容自在，不随俯仰。如苏格拉底说的：“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有。”这不就是文学史上传唱不衰的四言绝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二　“我宁做我”

《世说新语·品藻》载：“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宁作我”的思想，就是魏晋时期的大染缸。在魏晋时代，士人们渐渐对那大染缸趋之若鹜，并浸沉乐享于其间，普遍地染上了一种个体意识，开始认识自己的个性，即在精神上不同与别的那点特别的东西。珍视个体生命和自己不同别人的个性，萌发了欣赏自我，看重个性，并且坚持自我，坚持个性。不难发现，那个时代，有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就拿“竹林七贤”来说，他们虽然是七位好朋友，却各有各的性情，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道路。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各自秉持自己的个性，而且也能看重他人的个性；各自选择政治态度，人生道路，也能尊重他人之选择。

很显然，白蕉皈依晋人，寄身魏晋，给他的思想和艺术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晋人尚自我觉醒的个性，秉持自己的修养；能够不为为荣辱名利所累。认清自我，坚持自我，依自己的性情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被浊世所影响，所左右，所摆布，所羁绊。宁可作我自己，既不会欺骗自己，也不会折磨自己，更不会憎恨自己。人生在世，都应该认清自我，坚持自我，“宁作我”，或说“做自己”，不甘心做你，当然也不甘心做他，不苟同于他人，而要做我自己。在人群中坚守自我，不羡慕他人，不苟依他人。正如宋人方蒙仲《此君室》诗所云：“问卿自用卿，为我宁作我。道莫强项为，本见折腰可。”

人类最需要的是博爱与自由，最不能忍受的是欺凌与迫害；最理想的是如行云在天、如流水在地、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无羁无绊的生活思想深深地牵引着云间白蕉，他遂以“云深处”自号。很显然，白蕉皈依晋人，寄身魏晋，给他的思想和艺术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个性的体现总是与才情、才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云间居士一身魏晋风骨。他曾镌刻一方“我宁作我”的长条形闲章，而且常常钤盖于作品起首，这不昭然若揭了吗？很显然，这是白蕉追求自我实现的精神之张扬。容止顺自然与思想尚自然，一外一内，表里互济；求自我，“我与我周旋，宁作我”一辈子。他的思想精神犹如辛弃疾《鹧鸪天·博山寺作》描写的那样：“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　　宁作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

云间居士从容而不急趋，自如而不窘迫，审慎而不狷躁，恬淡而不凡庸。他有淡泊之心，尚心静。心静则神远；神远则能体验所至，触及艺术中某一方面的真实。

白蕉行书云深处杂诗其二

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白蕉乃云间静人也，天性本静，而学以充之，故其发而为书画印诗，渊然穆然，和平温雅，不惟离近人之迹，并化其才人之气。

古贤说：“画之神妙处，必有静气。盖扫尽纵横余习，无斧凿痕，方于纸墨间静气凝结。静气，今人所不讲也。画至静，其登峰矣！”

生命的本根，或者说生命的本然状态，叫做静，静是大道之门。庄子亦将悟道的最高境界称为“撄宁”，就是使心灵归于宁静，达到无生无灭，无古无今的状态。

云间居士尤尚心净，心净则神清；心神清远，故能高蹈乎八荒之表，抗心乎于秋之间，渐入古人所创发的“心源”，而与其相映发，使自己的作品出自此种根源之地，则天机舒卷。

“问卿自用卿，为我宁作我。”有个性，有原则，有主见，有勇气，有自信。敢于“作我”，安于“作我”，“逍遥不世表，不受世故侵”。这恰是云间白蕉身具晋人胸怀的咏叹。

三　“王右军私淑弟子”

就艺术来讲，不论是书画艺术，还是文学艺术，魏晋是源头。魏晋时代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汇集碰撞的时代。魏晋时代，文人墨客容止飘逸，行为脱俗，思想上则以个人精神自由和通达超脱为贵，以“将无同”的状态对待儒、道、佛三教，并不过分胶柱执着于一家一说。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在晋时，士人们的地位空前提高，人们的心灵十分自由，书法艺术才真正得以发扬光大。于是诞生了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有“书圣”美称的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世称王右军，琅邪人，后移居会稽山阴，二十三岁出仕，始任秘书郎，继为长史、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并曾为右军将军，故人皆号王右军。其精通各体书法，集当时书法之大成，而自成一家，开创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王派书法，有“书圣”之誉。

“书圣”这是对书法家的最高尊称。于数百年来，在这把交椅上坐得最稳的莫过于王右军。唐太宗皇帝曾为《晋书·王羲之传》亲作传论，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

初唐李嗣真《书后品》说：“王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也，则缥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可谓书之圣也。”

《法书要录》所收张怀瓘《二王等书录》一上来便说：“夫翰墨之美，多以身后腾声，二王之书，当世见贵。”

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歌颂王右军：“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过羽客，要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这些故事民间盛传，文人载记，连《晋书》本传也写了进去，影响之广泛，可见王羲之书名之盛重。

千余载以来，学书“二王”成金科玉条，有谓“书学二王，即宗秦汉”。历朝历代学“二王”成大家者数不胜数。李世民、颜真卿、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柳公权、羊欣、虞龢、王僧虔、陶弘景、梁武帝、苏轼、米芾、蔡襄、赵孟、文徵明、唐寅、祝枝山、董其昌、王铎、八大山人、何绍基……稍加圈点，便可使人肃然起敬。

白蕉生长于云间，乡间的帖学儒风昼夜熏陶着他的心灵，并植根茁壮成长。他毕生寝馈魏晋，深慕并陶醉于王右军之恬淡、平和、清逸的极富个性而且丰富多彩多姿的清趣境界里。他一生大量地研习王右军的作品，疯狂地热爱王右军。

白蕉行书论书三则

“王右军在晋以骨鲠称激切，怀直不屑于进用，其议论人事中病十之八九所上，发粟赈饥荒，疏争谏之悉，不阿顺宜，为晋室著一流人品，奈何其名与能书所掩耶。”金寿门手札如是说。

白蕉仰慕王右军人格，深心研习王氏尺牍书法，这似乎是云间居士永远写不厌的法帖，并用心雕琢一方长条形印章，印面上七字白文“王右军私淑弟子”。

白蕉曾在其《书法十讲》中这样说道：“我国书法，直到魏晋才走上了一条大道，钟、王臻及极诣，右军尤其是集大成者，就像儒家有孔子一样。”

白蕉非常明白魏晋艺术的高度。殚精羲、献，身体力行，追求那种洁净无尘、光鲜亮丽、清空通旷的艺术境界。充溢着通灵透莹的空明美、充实光明的俊逸美、光鲜亮洁超凡脱俗的雅洁美。

白蕉笔墨内外妙有解悟，灵性、飘逸、空明，所谓翻身出世作怪，又有献身说法之胜。似一束光，照射书法史，令人赞叹。他就像佛教所说的“回向”，先使自身光明，然后回向给别人。似光耀的太阳，把光明向众生折射，使黑暗之处带来光明。如把声音吹入号角，如把声音放入扩音喇叭；有如敲钟，鸣鼓弹琴、吹笛；有如扬风、落雨、溪流、天籁；有如狮吼、海潮、慈云、慧炬。是黑暗点一盏灯，是雪地生一堆火，是风雨夜搭一个棚，是怒涛骇浪中能平静航行的法船。

只要你关注白蕉，身临云间，不管你是不是学书法者，或懂不懂书法，不论何时何地遇见白蕉的作品，只要你面对它的时侯，即刻就会感到那字里行间散逸着一股温润的气息，扑人眉宇，直袭胸怀。这就是白蕉毫端的晋人气韵——清气。他的艺术深深散溢着这种如竹之爽朗，如兰之明润的清气，他深感“乾坤清气流不尽”，要留“清气在人间”。

四　“晋太元中”

学者们常说，魏晋人向内发现了独立的人格，发现了自我，而向外则发现了山水自然的美丽。亲和自然，寄慨人生。

永嘉南渡之后，冥冥之中，不知是何种力量，何种因缘，将名士们置之于如此秀美的山光水色之中。这里的山水温润明秀，苍翠深蔚，云遮雾绕，水是澄明碧净，徐徐潺缓。这种秀丽宁静的山水景色正好给了正需安顿一片安宁心境的南渡名士们以再合适不过的环境。于是他们的心灵便与会稽的山水一拍即合。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天地。于是这方水土渐渐地滋养出了他们的灵性，并创造了自己人生的境界。

他们走向的人生境界，实在有异于他们的前辈。他们当然不像西汉人士那样壮伟方正，不像建安大人那样慷慨悲凉，也不像西晋士人那样世俗。他们潇洒风流地追求一个宁静的精神天地，风度翩翩地处世。他们留恋山水，在山光水色中享受自然之美的赐予。他们中的大部分多很有艺术气质，其中不少人精通琴棋书画，而且对书画理论深有研究。他们的这些特质，也就描绘了宁静、高洁、飘逸的人生图画，一种洋溢着这样之意趣的人生境界。在这样的人生境界里，他们崇尚闲静、质朴、自然的桃花源的世界。

桃花源的境界是东晋士人们的一种精神向往，也是身处物质富饶科技发达的现代的我们梦想的世界，更是满怀晋人风尚的云间居士白蕉梦寐神往的精神家园。他有诗云：“人间绝艳成新梦，天上惊雷忽弄时。逝水不回心不死，更向绝处下枯棋。”在那国破家亡的日子里，他的精神向往仍然永不凋零，精神的光芒没有被艰辛的岁月侵蚀。他是那么地淡定超然从容执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安于自适。他认清自我，坚持自我，不向“成功者靠拢，不见钱思齐，不见名思齐，更不见权思齐。就像五柳先生那‘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以笔墨吟赋植兰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去除遮蔽，让心灵的桃花盛开，以此自终。

清代诗人大画家恽南田曾说：“故胜国诸贤，往以墨林为桃花源。沉湎其中，乃不知世界，安问治乱？盖所谓有托而逃焉者也。”其实白蕉亦然，就是要去除知识、情感、欲望乃至一切的表相执着，超越谨然的“治”的秩序，进入自由的境界中聊行吾逸。“游于无何有之乡，然后溪涧桃花遍于象外”的世界。“修竹引风来”。

白蕉行书戊子十一月诗札

白蕉要在污秽中，追求天光云影，在压抑中玩味率意的生命意韵。世界是如此在隐晦暧昧，可他的心似大圆镜，凡所鉴照尽皆清明。

白蕉曾赠与友人的一柄扇面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生有二难，登天难，求人难；有二苦，黄连苦，贫穷苦；有二薄，春冰薄，人情更薄；有二险，江湖险，人心更险。知其难，守其苦，耐其薄，测其险，则可以处世矣。”他会万物为己意，生机勃郁，回环豫如。“流水淡然去，孤舟随意还。”在往复流转的妙韵中，在心灵与艺海的相吞吐中，白蕉看到的就是一丝灵光耀现的意义。他俯仰于这真幻世界中，谛听这世界的真实的声音，回互虚实之间。他将自己的欲望，理智的“我”丢弃，回归于自己的“真性”，唯有“真性”才能与万法相回互，相沟通，同参契。

云间居士重“游”，脱略表相，游于象外，以其艺术的“无定感”，铸造出文人的思想新境界。中国文人强调安顿性灵，为一己陶胸次。以独特的自由野逸的精神，追求生命真性的意义。他有一首诗曾经这样说：“借将山水助诗清，出语徒教渐渐清。正愿桃林多放马，将军今日以诗名。”人心亮了，春意归了，回到世界的岸，一切光明——桃花源。

五　“晋人风尚”

魏晋的士人多是性情敏感的人，他们以自己聪慧的心灵触摸这个世界，他们简直可以说是一批独行客，月夜徘徊者。他们在山林中倾听，在泉石皋壤中驻足，在云间寻找鸟迹，在晨雾中发现生命的秘密。正如陶元亮所说，他们“性本爱山丘”——自然就是他们的本真，他们追求在自然中获得灵魂的抚慰。像王子猷那样，在一片竹林中漫步，眼见檀栾之秀，耳听萧萧之音，涤胸荡腑，飘飘然脱略尘寰。

在那肮脏的时代，“俗”病已入膏肓，尘网重重，污水泛滥，整个时势混乱一片，乾坤里很难找到一处干净的地方。人们在欲望的瀚海中求渡，在功利的战场上追逐。像王子猷那样的文化自觉之人，通过自然来抵御外在俗世的侵蚀，来倾听这世界的清音，也就成为一种生命的渴求了。幸运的是，王子猷们有一片“竹林”！他们畅享于山水竹林，渐疗渐修，拥抱大自然以疗救性灵，抚慰生命，为一己陶胸次，表现生命，寄慨人生。

王羲之一行来到兰亭，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却是感慨唏嘘再三，人生忧患得失之心，不是隐含于字里行间，而是明白无误地表达，并且这样地满腹牢骚。不仅是王右军这样的贵族失意后的表现，也是许多年少却又无所作为的才俊们的普遍现象。以至于在无奈之下一觞一咏地探讨生命的命题。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国家大事，何况困难未能解除。尽管徜徉于山水之中，聚谈于茅舍之下，高吟于林泉花鸟之间，依然揪心于朝廷。悲叹人生之无常，努力寻求超脱，在讨论人生死与命之长短时，别有寄意。不能完全理解为逃避，更多的是高雅风流。

魏晋时代的艺术达到了一种修行的境界。是桥，是路，它能让你渐渐登上山巅，一览众山小的仙境，让人超凡脱俗，情感也随之超凡脱俗，作品也就超凡脱俗了。

魏晋人不论写字、绘画、诗赋、作人都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白蕉注意到了这束境界的灵光。他要进入这个灵境，就像佛陀要进入佛世界、禅世界、密世界、净世界一样，依凭信仰而来修持是最重要的，经典的研究，仪式的讲求都还在其次。

“灵光”，晋时王羲之最懂得。灵是灵妙，王夫之诗话有这样一句：“即景会心，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灵是灵清。近现代文学大师林语堂说：“文章求清楚，求明白，求灵清，弄灵清了省得人家捉摸不定。”灵是灵光，一盏心灯。

白蕉的风采，岿然为江左灵光。

中国思想史上，也曾有人感慨过，一人之心灵复现光明，犹如点燃一盏心灯，以生命的光芒照彻环宇。扬雄《太玄》文说：“君子……高明足以覆照。”有音乐的人，心中遍满音声，可以从任何材料发出，不一定要用非凡的乐器；有美感的人，心里充流动着颜色，可以从任何材料发出，不一定要用最昂贵的材料。云间白蕉没有这层烦恼，笔下纸间心手机灵，要风要雨都不难，一落笔便是一道灵窍的光景。读其作未始不能抚掌唱绝，于是惊叹。于是拍案，于是折服。白蕉的学养毕竟伴着魏晋的真知。魏晋的清气他比其他书画大家养得更清纯、更精神、更幽淡、更俊朗。实在是太漂亮了。先生下笔毫无顾忌，淋漓酣畅，气定神闲，自在悠尔，妙趣横生。这是白蕉深心托魏晋的回馈。

白蕉有一枚自己精心制造的白文方章，印面上刻着醒目的四个字“晋人风尚”。他经常钤盖在作品上，像似深深地烙在他的心坎里。他那里闲适松弛的心灵，从容、娴逸、自由，率真的个性尽露无疑。那是名士的风流余韵。仅凭十年冷板凳的书香熏陶是决不能会得到的。因为在他的心里永远有那一望无垠的，可以无拘无束的，可以适意腾挪的，可以纵情放歌的桃花源。他的心灵深植着魏晋风韵，他平日里最爱读的是《晋书》《世说新语》，最乐意抄写的是魏晋人逸事，最喜欢临摹的是魏晋人尺牍。章草大家王蘧常如是赞曰：“三十书名动海陬，钟、王各欲擅千秋。如何百炼功成后，傲骨难为绕指桑。”

白蕉行书《观尽化将》七言联

白蕉以“魏晋风尚”扶助自心，润泽自心，洁净自心，坚固自心，卑下自心，清新自心，明鉴自心，发起自心，广博自心，明照自心。其艺术品位传统得要命，总觉得尺幅千里，动人之处在性灵，在襟怀，在涵养，不管寥寥几笔，就是窗明几净，坐看时代，看世界。笔笔洞见心性，字字皆灵，却又字字皆见功夫，激扬文字。我总觉得不带学养的丹青翰墨是谈不上是艺术品。

鄙人集藏有白蕉无数的遗翰，一有闲暇，便静心品赏，浸沉于它古典清贵，潇洒俊逸，古淡秀润的氛围中，我感受到的竟是这位大师经意不经意间遗留下来的一缕神韵——兰竹之韵，清空透莹。

在下学浅见疏，以上仅借白蕉的五品闲章仅付此浅薄之解读，还望方家道友赐教。但总之云间白蕉无疑是近现代的帖学翘楚。

他的书法，风韵如兰竹之势，安和简静，自然娴适，温雅俊逸，清空透莹；细腻如春水，如宋瓷，如高古玉器，既润且透而更沁。那是岁月、水土和历史所赋予的从里到外的通透，秀润潇洒，如山阴兰竹，如兰亭碧荷，如鉴湖清泉，如临微风的会稽秀松，无浊气，无霸气，无市井气。得潇洒古淡之韵，有凛凛的气度，有精神耀跃的空间，一派自然气象。真可谓清丽绝尘，真水无香，令人叹服，玩之不厌。书风在不激不励的心绪中娓娓流出，可谓：“清风出岫，明月入怀。”到了不惑以后，品赏他的作品，才猛然认出字里行间松松紧紧的拿捏，用情处泠起的锋颖的确是其他书法大家营造不出的——明朗、娴适、松弛、舒缓、幽淡、清空，似王维的画、陶渊明的诗、王右军的字淡淡地奢侈着，江左风流着，贫寒也风流，犹如魏晋名士从容不迫地在山阴道上，闲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品赏之间让我情不自禁地拍胸、击掌、感叹！赞叹先生挺健圆熟的笔致里溢发着很浓很浓的魏晋气和兰竹香。唉！这样的笔性，这样的人，这样的优雅，想来差不多已绝迹许久了罢！花已落，春不再！白蕉白蕉一处开，虽开得寂寞，倒也开得多姿多彩。